技术带来的毛骨悚然是机会也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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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赞美一下今天的议题。特别重要。到今天,社交媒体早就拥有自己的语法系统和动力结构,社交媒体也是技术和人结合得最充分或最吊诡的例子。社交媒体发展到今天,几乎已经碾压了我们的人性,甚至,取代了我们的人性,想到这点,用爱因斯坦对技术的感叹来说,“令人毛骨悚然。”当然,毛骨悚然是机会,也是生产力。

从电邮,博客,微博到微信,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甚至包括感情经历,都深刻地被技术节点了,推己及众,集体情绪的生成,只是机器插上人类情感峰顶的一面面红旗,或白旗。上海最近的疫情,已经为个体的社交媒体和集体情绪的生成提供了绝佳的例子。我结合各位的精彩报告,来谈一下我自己的听会感受,也是借此机会向各位老师学习。

前面六位老师已经向今天的七位报告人提了很多重要问题,我就着重完成畅畅分配给我的任务,展望一下。

许德娅老师的报告,揭示了时尚博主的一个悖论: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个人对物质欲望和企业家精神,然而这又与当下中国的基本价值观不匹配。

许老师的视点和落点都很有意思,暗示了博主工作暗含的一个矛盾可能就是,物理人的永远在线和精神人的无法永远在线的矛盾。换句话说,“永远在线”是资本和工作的伦理要求,包括我们在淘宝上买东西,凌晨两点,也跟小店客服问长问短。这种长时段网络在线,不可能要求人精神永远在线。长时段的在线结果,肯定是从永远在线那里逃逸出来的永远不在线。这种分裂是网络工种的普遍生态。但同时,以我有限的观察,似乎又正是在网红这个工种上,出现了身心同时在线的可能性。比如,我们的网红朋友倪文尖老师在B站上语文课,他那种纯洁的呕心沥血,你可以解读成资本主义,也可以解读成社会主义。

所以,这里就需要用到苗伟山老师的交叉性视角。在这个视野里,我们看到,周逵老师在《作为社会节拍器的文娱事件观察》中,会满怀激情地讲到,文娱行业,长沙的西南联大。疫情下的文娱,也能“预约一场十年前的音乐会。”

那么,用周逵老师提示的齐泽克理论,这是自我剥削,还是自我奉献?这里面的论述空隙,是危机,也是机会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展望,但我在周逵老师的语气里,是听到希望的。这个,也像董晨宇老师说的:在线会议产生倦怠,但也有驯化腾讯会议的一面,召唤媒介实践主体的能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意义。

2021年,扎伯格被评为“年度恶人”,因为他创建了世界上最坏的网站,向用户推荐各种病毒式愚蠢言论和广告,而他自己则赚得盆满钵满。到今天,社交媒体的强大权力已经让它溢出国家控制,因为它最根本的驱动链是资本。或者说,资本驱动社交媒体不断地升级换代,而当社交媒体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群时,公权也越来越向私权让渡自己的准则和功能。私权也越来越以公权的面貌出场,它的说服力越强,它越貌似公权力,它的金钱累积功能也就越大,他的规模也就滚雪球,微博、微信上不断发生的话题讨论,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行使公权力,在当奥特曼,在维系这个世界的正义天平,但最后的结果,可能就像李静老师谈到的,在消费主义、流量至上的时代语境下,“以解放之名”的进步话语很容易被吸纳进消费的逻辑中,制造出新的规训。比如小红书上对于成功女性的展示。“政治正确”的归宿往往走向“经济正确”。在此意义上,性别议题变为“流量密码”,不断工具化、符码化,巩固着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权力而言,社交媒体的强大权力僭越了国家公权,私有权力的公共治理变成巨大隐患。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社交平台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日前被《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刊物评为“年度恶人”,理由是他创建了“世界上最糟糕、最具破坏性的网站”

私权利以公权的面目下放给每个客户端,而权力也就演变成了奥特曼玩具,每个人都能在情绪输出中自我生成英雄感,而在时代结构中,大家不过完成了资本和政治的最小游戏。在这样的气氛里,很多时候,话题本身最后会被情感狂欢(狂暴)带走,比如刚刚发生的二舅事件,各种二舅故事和二舅考证出场。

但其中也不是没有契机。社交媒体卷入了那么多人,对于政治冷感,是一种抵御。而且这个过程既生产截然对立的群体,也生产出了一些桥梁,比如,在讨论二舅的过程中,当鲁迅和闰土,鸭子和烤鸭都一起被拿来说事时,这个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种不以左右分野的气氛,一种文艺的喜剧的气氛重新组织了社会视野,甚至令人想到,社会主义喜剧的功能。这种视野,让每个人有幻觉,我可以重新介入当代政治,和当代政治发生关系。毕竟,奥特曼玩具也是奥特曼。

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视频登上百度、微博等热搜榜单

“幻影公众”是美国作家李普曼的概念,在他看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选民们甚至生来就胜任管理公共事务,这是虚假的理想”。对四字弟的围攻勇猛过对周劼的围攻。在这样的氛围里,很多事情不过以特事特办的方式被了断,这些,都给网民虚假的胜利感。

这种虚假胜利感,消极胜利感,可以在苗伟山老师处理的疫情封城期间的个体体验和情感政治的延长线上考虑。苗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多案例研究。中国的清零政策以及相关的封城实践,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隔离实践。但不同城市,不同人经验又千差万别,同时又是高度的情境化。从苗老师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听到,上海和西安两个城市的民意反应很不同,当然,这里有时间点的问题。相对而言,西安的忍和上海的嚷嚷,构成对胜利的不同理解。这里,我就想联系方霞老师的很有价值的心理学概念,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上海,看成低情境表达模式,西安,高情境表达模式?再或者,联系黄广生老师的论述,短期情绪,长期情绪,不同长度、不同模式产生不同的心理边界和情绪反应,也是题中之义吧。

不过无论是上海的情绪,还是西安的忍耐,内在地也包含了未来的突破可能性。就像《西部世界》里,人类的弱点构成了新起点,薄弱环节是否也会成为新突破点。

事情的另外一面是,大家都处在同一个表达机制内部,当每个人把自己的情绪填入群体时,一边可能制造灾难,一边也可能降低了灾难的规模。无论是情绪还是笑声,每个发声人在获得意见归属感的时候,其情感模式进入了一个相对民主、流动的模式。这是一种释放。当然,这种释放,也是一种危险的流动物。所以第四个问题是

会议主旨上有一句话:对于资本驱动的媒体产业来说,隐患也是机遇。在流量为王逻辑的支配下,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产业和视听平台也依随着新的集体性的精神症候、心理空缺,以及情绪极化或激化现象的出现,不断转向、转型和转化。

一方面,黄广生老师提示我们,传统媒体的式微和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会力量活动空间的紧缩,使得线上公共情绪产生线下后果的可能性弱化。且调查报道的式微,也使得维持公共议题滚动发展的信息和情绪动能削弱,局面相对可控。

另一方面,李静老师也谈到,全球疫情之下,突然诞生的互联网女性主义元年,引爆了各种叙事和讨论,包括《梦华录》中的性别意识是保守还是进步的辨析,舆论场的形成,让“性别”成为面对公共事件时的一个常规视角。

一方面情绪领导权推动了网民从民意督促公共事务,但一方面也容易导向网民开出的假大空,比如儒教式方案,加强个人修养等等,没办法把真正的精神贯彻下去。这里,李静老师的展望,也是我的展望:真诚地期待脱离自身文化语境,脱离现实的“话语正确”可以少一点,将边缘的、大多数的群体拉回视线中心,重建有效的、总体性的批判路径。

麦克卢汉的经典思想,“媒介即人的延伸”,但今天来看,媒介技术的进步割席了深度社交,或者说,割席了人的延伸。社交媒体看上去五花八门,其实飞沫化。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也是一个重新反思媒介的时刻,如何让“媒介重新变成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初版封面,McGraw-Hill出版社,1964年出版

每天,我们都在各种信息里苟延残喘。每个平台,都永动机一样地发送信息,所以,一边是过度社交,流量,伪币把自己变成真币,进而持续推动伪币发行,一边是,真币的结构性无能,既无能推广自己,也无能深入群众。甚至,很多时候,无论是供应商还是用户,都明知道这个信息是假的,还不断推送,欺人欺己既没有成本。社交媒体也因此被拟想了一种可进可退的人格,用户可以偏激,公众情绪可以虚高,一侧是,一次辟谣被打脸,国家公信力就瘫痪,另一侧是,群众各种偏激情绪发作,但仅仅得到“辟谣”式处理。新冠三年已经生成集体情绪的最小公分母,社交媒体看上去鼓励个性化表达,但最后只是让你们话语泄洪,或者安抚奶嘴式处理,比如,李静老师提到的metoo难题,比如针对高校中性别权力结构的指控,很容易被纳入校园治理与师德师风建设,在“治理”的名义下丧失性别批判效力。

或者,用黄广生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公共情绪的机会结构在过去十余年发生变化,官方对于公共议题背后社会情绪的回应从“被动地积极回应”转向“主动地有选择性”回应。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有栅栏的公共情绪泄洪区。这一情绪泄洪区允许表达,但未必获得回应。

不过最后,也允许我虚高一下,用周逵老师的集体沸腾概念。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可以是一次重新校准我们和社会关系的机会,一次自我调适。再造文化临场感。好了,我也该住嘴了。否则用董晨宇的方法,已经有不少听众做出了微观反抗:离场。再次感谢陪伴我们到现在的听众,你们实在太有礼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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